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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其时代意义

来源: 时间:2018-08-29

   作者:张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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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充分揭示其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入阐明在新世纪、新起点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时代意义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现阶段,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都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逐步创立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其时代意义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联系历史和现实再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状态下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尽快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苏联率先实施赶超战略并取得辉煌成就、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自然就成为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

  苏联在30年代后期判断本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上便存在着超越历史阶段的隐患。战后不久又出现了东西方严重对峙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由苏联主导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建立起一系列国际性组织,形成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还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强调世界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的、对立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经济互助的基础上共同发展。除此之外,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冷战的压力,又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困境、受苏联迅速崛起的鼓舞,都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充满了信心。

  中国也毫不例外地加入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潮。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希望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还较肤浅,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还很不够,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普遍估计不足。会议宣言作出了“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的结论,强调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参见《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据此,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赶超目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时间内在工农业最重要产品的产量、某几项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也在会上提出中国在15年后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一时间,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强大动力。不可否认,在这些目标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时间里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战后近30年的快速发展,苏联不断缩小与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1950年时,苏联的国民收入只为美国的31%,工业产值不到美国的30%,而到1982年已分别上升为美国的67%和80%,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从1949年到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9.4%,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是13.2%(参见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1页。)。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大量建设人才,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快速,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潜藏着许多严重问题。为了实施赶超战略,苏联、东欧国家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并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模式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通过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但也孕育着一系列矛盾,主要是:经济结构上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表现为粗放型增长,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往往同市场脱节。这些矛盾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较差,经济效益不高,人民生活改善较慢。同时,民主法制不健全,文化相对落后。更主要的是,本来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高速发展,却助长了一种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忽视国情,忽视客观规律,固守传统模式,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50年代就已经有所暴露,但被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所掩盖。进入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优势已经不在。苏联经济增长率从1978年的4.8%下降到1982年的2.6%,已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基本拉平。(参见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至此,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呼唤。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也实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1953年至1973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个“黄金时代”,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54%,既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9年至1938年)的2.3%,也高于一次世界大战以前50年(1863年至1913年)第一个“黄金时代”的3%(参见郑必坚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77页。)。即使在1973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慢。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虽仍然存在,但由于它们的自我调整,破坏程度在减弱,危机间隔的时间延长,经济高涨阶段时间也在延长。随着经济实现较快发展,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相对稳定发展,构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严峻挑战。客观事实迫使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深刻反思,重新开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

  与上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相关联,中国从50年代后期延续了20年的“左”倾错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进一步陷入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总体上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着丰富治国理政经验和宽广世界眼光的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重新走上中央领导岗位,领导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探索。

  历史的曲折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冷战压力,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制定和实施了赶超战略并没有错,关键是必须始终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所谓“自己的实际”,就是各国的具体国情。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普遍落后,但落后的具体状况也各有不同。因此,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时必须清醒认识本国国情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方位。

  二、深刻认识中国国情与重新确立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

  邓小平领导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首先是从深刻认识国情开始的。

  然而,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并非一件易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急切地期待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解释为赶超世界强国。为实现这一赶超目标,1978年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按照这两份文件的要求,从1978年至1985年这8年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在这样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推动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结果使国民经济重新陷入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再度遭受挫折,充分反映了当时党对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仍然估计不足。

  挫折和教训促使中共领导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制定发展目标必须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页。)差不多同时,陈云也指出:“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发展目标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

  在深刻认清国情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开始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和步骤。首先,适当调整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实事求是地将目标确定为实现小康。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两天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7页。)。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对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又作了进一步解释:“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提出来后,邓小平非常重视。一方面积极组织进行了调研,另一方面组织有关方面进行了测算。根据调研和测算的情况,他又对目标进行了完善:争取20年翻两番、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至1000美元。按照邓小平的这一设想,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12页。)工农业总产值28000亿就是按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测算得出的。

  在制定和不断完善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党中央又进一步确定了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5月2日,在会见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时,邓小平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一个小康水平。要接近而不是达到你们西方的水平,恐怕还要花三十年时间,即从现在起要艰苦奋斗五十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20—821页。)十二大之后的实践证明,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部署比较切合实际。同时,随着经济建设的进程和建设经验的逐步积累,使得从更深刻的认识层次和更长远的时间跨度上规划经济建设成为必要和可能。在此背景下,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按照邓小平的这一设想,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对“三步走”发展战略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步骤的过程,是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发展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能振奋人心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这样一个过程反过来又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历史印证

  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成功领导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和进程又成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印证。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认识到:“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历史印证。农村改革的起因就在于人民公社那条道路实际上走不下去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长期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其间,50年代中晚期至60年代初,部分地方就已经出现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包产到户,但都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加以严厉批判,成为政治上的禁区而被压制下去。长期实行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结果是,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业停滞不前国民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事实说明,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物质利益、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民主权利。这一精神很快激发起农民被压抑已久的改革热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造。这一创造在安徽小岗等贫困地区首先取得突破、取得成效,在得到邓小平等支持后,渐渐扩及全国。改革的主要做法是,按照农民的意愿把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体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集体经济内部,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从而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改革逐步突破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结构、统购统销制度和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构筑了适应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体制框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意义重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01页。)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16页。)农村改革“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9页。)。

  如果说农村改革主要是由内因引起,由基层干部和农民创造,它的成功,成为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印证。那么,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的结果,它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再次成为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印证。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20年左右时间内,中国逐步陷入对外封闭的状态,长期对外封闭的结果是中国的发展滞后,不仅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甚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了很大的差距,这给中国以巨大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深切地认识到闭关自守只会阻碍和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深入研究了东亚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希望通过对外开放,把中国国情的弱点(底子薄,人口多)变成中国的优点,即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发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制造业,依靠对外贸易的扩大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恰在此时,不少发达国家甚至亚洲“四小龙”出现了产能过剩带来的滞胀,大量资本和技术闲置,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投资场所。中国正面临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外贸的宝贵机遇。邓小平敏锐地把握这一国际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沿海广东等一些地方和一些对外贸易部门也开始酝酿怎样扩大对外贸易和发展对外合作的事宜。在邓小平等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国毅然决然地打开了大门。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采取了以下三方面举措:一是试点兴办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特殊出口型区域(经济特区等),并从特区向沿海、从沿海向内地推进;二是开始探索对外贸易方式的创新(加工装配等“三来一补”业务);三是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计划体制,调动各方面发展外贸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税收低、劳务费用低、场地使用费低和市场大的“三低一大”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在此过程中,各地也各显神通,例如:深圳特区,依靠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中央的大力扶持和全国的支援,形成综合优势,创造“深圳速度”;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与香港方言相通、经济久有往来、劳务和土地费用较低的优势,从承接香港转口贸易的加工装配业务中逐步形成“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关系,实现经济迅速发展;江苏苏南地区,利用乡镇工业基础好、靠近上海的优势,与外资和外国技术紧密结合,大搞企业技术改造,使之升级换代,大幅度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尽管各地区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有个共同点,即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充分释放人口红利的功能等来谋求本地的发展。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中迅速崛起,并以物美价廉的优势逐步占领世界主要市场。

  事实说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经过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党对这条道路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的条件逐渐成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呼之欲出。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从国情实际出发成功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崭新的面貌,但也引发了许多疑问。它的依据是什么?它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这类问题早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到80年代中后期,认真严肃回答上述问题变得十分必要。

  实际上,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就在探索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探索不急于向更高阶段过渡甚至暂时采取一些退却政策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如何判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就提了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遭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挫折后不久,即在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就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其后,直到去世前,毛泽东多次阻止了党内一些人急于向更高阶段过渡的冲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延续了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在确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成功开辟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力图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等问题。1978年8月6日,在会见利比亚总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成员贾卢德时,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3页。)这段话清楚表达了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是个很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可能相同。它是我们所见到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最早论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在1979年初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开始有部分理论工作者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然而,社会上也有一部分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有些怀疑,有争论。中央认为,虽然人数比较少,但终究是重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要作工作。(参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基于这样的考虑,197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2页。)。这是在党的全会文件中正式承认社会主义仍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

  此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党认识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十分重要。1980年4月21日,在同外宾谈话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这段话说明,不能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对“左”倾错误历史反思的深入进行,又有一些人提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等问题;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搞“非毛化”,这些错误言论要求党进一步作出回答。为此,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提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6—167页。0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初次被提及,也是对以上错误言论的明确回答。

  到1982年,拨乱反正基本完成,长期严重混乱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改革开放初步展开,国家重新呈现勃勃生机,有力地增强了党领导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信心。在这年的9月,中共十二大胜利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大会通过的报告在建设精神文明部分也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2页。)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再次提及,并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集中概括为“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中共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科技、教育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过程。改革开放有力推动着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也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全会虽然没有直接论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论述有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

  到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使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路子走对了。实践的成功,迫切要求党及时进行深入理论阐述,以指导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认真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在这前后,邓小平反复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原则等问题。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这些论述,继承了《历史决议》和十二大关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也继承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与改革开放政策联系在了一起。

  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做准备,邓小平集中回答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1986年12月14日,他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也在研究,他们也没有解决……人均四千美元,只能说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国家总体力量至少将位于世界前几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58页。)。1987年2月6日,他强调:“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1987年3月21日,十三大报告起草组将《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上报给邓小平,这个《设想》说: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3月25日,邓小平对《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73页。)1987年4月26日,他提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1987年4月30日,他又指出:“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页。)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些阐述,为十三大报告展开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依据。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十三大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9页。)大会报告还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页。)报告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特定的较长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至少要上百年,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至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形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回答了国内外长期以来普遍关注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点和所处历史阶段及其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迫切需要,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确立了基本依据。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时代意义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是全面分析世情、国情、党情而提出来的战略任务。十八大以来,党对国情的判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必须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二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割的,这些判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高度自信。

  在这些重要判断基础上,党为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许多战略部署,描绘了更加美好的蓝图。而要将美好的蓝图变为现实,就必须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尽管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发展中仍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显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社会取得全面进步,同时发展面临新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必须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第二,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强大引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全面推进改革的“突破口”和“重头戏”,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统筹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必须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协同推进其他各方面改革,努力营造各领域改革互动并进的良好局面。

  第三,必须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但必须认识到,长期以来,尽管国家在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权益方面出台了很多措施,然而由于体制和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原因,各种所有制经济竞争处于并不平等状态,非公有制企业受到一些歧视、约束和限制,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公有制企业仍处于弱势地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在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完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努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持续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发展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人民从实际出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努力化不利为有利、化劣势为优势,逐渐由弱变强,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胜利。然而,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科技革命孕育突破,我国发展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从国内看,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世界上能够达到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不少,但能跨入高收入的国家却不多。原因就在于执政当局不能很好地驾驭复杂局面、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历史和现实证明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能的。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中国梦是一个历史过程。坚持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面貌,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迈进。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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