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广强    

　　1945年4 月21 日，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飞抵美国，准备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又称“旧金山会议”），随行人员有秘书章汉夫、翻译陈家康。董必武于4 月21 日至24 日以及7 月2 日至11 月20 日在纽约及周边地区活动，4 月24 日至7 月2 日在旧金山活动，在美停留时间将近7 个月，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在美工作时间最长者。对这段历史，以往研究多从国共两党斗争的视角，侧重梳理董必武得以跻身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的过程，但是对他赴美之后的活动内容少有关注，低估甚至忽略了此行具有的多方面意义。本文尝试综合各方面资料，对此问题作一通盘考察，揭示董必武此行在推动中共外交、对外宣传、国际统战以及海外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内容与意义。

　　一、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实现中共外交新突破，凸显中共独特贡献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是反法西斯国家即将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胜利之际，商讨制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重要会议。董必武出席本次会议，是中共在多边外交舞台的首次亮相，实现了中共外交工作的新突破，同时，他积极有效地参与会议议程，以出色的表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和爱好和平、追求民主的一贯品质。

　　（一）美国之行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封锁，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参与多边国际事务

　　开展外交活动是一个政党对外展现自我形象的重要途径，是一个政党走向独立和成熟的标志之一。中共很早就注意与世界上友好的国家、团体、人士进行沟通联络，但在抗战时期，中共的外交活动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制约。一方面，重庆国民党政府仍然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共的许多外交往来还需要经过它来完成；另一方面，国民党出于一己私利之考虑，不愿中共单独开展外交活动。鉴于此，1944年8 月18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外交正是我们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表明，此时中共已经充分认识到独立开展外交工作和国际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这一指示发布半年之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晤并发布公告，决定于 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筹备成立联合国。这一消息公布后，中共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2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但是，国民党极力反对中共参加会议，试图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事宜，体现出一贯的专制主义作风。对国民党垄断中国代表团的企图，中共表示坚决反对。周恩来致函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出，“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在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 9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域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代表团人员应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同时，“国民党代表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