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锟
[摘要]1978年11月底，邓小平与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涉及很多国内政治问题，如明确支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强调安定团结；提出要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话要点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后，引起很大反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和发表打下了良好基础。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往往会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应该重视研究这些重要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发挥影响的途径和过程。
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历史转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辉煌道路，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邓小平在这次历史转折中发挥的作用，学术界把大部分精力投入研究“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和发表过程以及内涵和意义上。而对邓小平在1978年11月底的两次重要外事谈话，以及这两次谈话对历史转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怎样产生影响，尚未见有相关专题研究，存在一定的空白。本文梳理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对1978年历史转折产生的影响，以期为关于历史转折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的时机与内容
（一）两次外事谈话的时机
这里所说的两次重要的外事谈话，指的是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以及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的谈话。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和经济问题。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得到与会者的强烈响应。由此，会议完全超出原有议题，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指出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失误。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邓小平不在国内。11月5日，邓小平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三个国家，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提出一系列意见时，邓小平正在新加坡同李光耀总理会谈。他是11月14日晚上才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马上成为会内会外的主角。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这标志着党内健康力量在争论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邓小平的这两次外事谈话即是在此之后的26日、27日。
（二）两次外事谈话的内容
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访华团包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及其夫人等共11人。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以回答客人提问的形式谈了关于天安门事件、关于贴大字报、关于安定团结、关于自力更生与接受外援的关系、关于政府贷款等问题。邓小平说：“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437页。）
再来看第二次谈话。27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谈了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关于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驳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关于“文化大革命”、关于中美关系、关于美国从南朝鲜撤军、关于苏联的霸权主义等问题。在谈到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8页。）在回答一些大字报批判了一些中央领导人，是否说明不久将要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时，邓小平指出：“不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一段时间的表现。”“群众对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这些批评我看基本上是对的。”“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有些人一提到纠正就怕，好像一提纠正就是针对毛主席的。这个看法就错了。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的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8-439页。）
邓小平在这两次外事谈话中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单刀直入，传递出三个明确信号：支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政治局势，强调安定团结；强调要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思路很清晰：一方面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另一方面要迅速将力量汇聚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要为此争取良好的内部外部环境。此后的中国，正是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向前发展的。
那么，邓小平的思路如何在历史转折中得到落实？这经历了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
二、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与历史转折的关系
（一）两次外事谈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挥作用
邓小平11月26日会见民社党访华团后，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外国媒体。日本时事社当天以《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为题，将邓小平的谈话总结为19点。电文从北京传到东京，日本共同社于当日晚进行了报道，美联、法新、合众、路透等西方四大通讯社也先后于当日晚作了转播。对外媒的迅速反应及内容，新华社《参考资料》作了报道。
11月27日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有关情况。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可否传达？华国锋表示，谈话可以传达。这成为这次外事谈话在会议上发挥作用的重要一步。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于28日将谈话印发给与会者。（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160页。）
再来看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内容，发挥作用的速度更快。27日邓小平与诺瓦克谈话结束已经是中午12点10分，当天，新华社发了一则简要消息。外交部新闻司编写了《外国记者情况简报》，反映了邓小平谈话的主要内容。新华社的消息发表于11月28日《人民日报》，与邓小平会见佐佐木的报道同篇；外交部的《简报》也于28日由会议秘书组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于是，邓小平的两次外事谈话共同在会内发挥作用，他的思路逐渐为党内所接受。
要评价这两次谈话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把握邓小平如何在历史转折中发挥作用，还要看邓小平在这一期间的整体行动。
（二）两次外事谈话与邓小平同期其他行动的关系
邓小平为推动历史转折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可以分为三大类：外事谈话、国内讲话、“宣言书”的起草和发表。
首先，外事谈话。上述两次谈话是典型代表，此外，邓小平还在多次外事谈话中提出很多重要观点。紧接着上述两次谈话，11月28日上午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29日上午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邓小平都发表了重要谈话。比如在会见竹入义胜时，他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3页。）本文之所以特别提11月26日和27日的两次谈话，原因在于这两次谈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而28日、29日的谈话并没有传达，新华社的报道也极其简略，在中央工作会议亲历者的各种回忆中更是完全没有痕迹。即使后两次谈话对国内政治有作用，也是在前两次谈话基础上的加强，实际作用不可等量齐观。
其次，国内讲话。最为典型的是11月25日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情况时的讲话，以及前文所述27日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的讲话。整体来看，国内讲话与外事谈话中心思想一致，基本观点相同。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紧密联系国内形势，而在国内讲话中则善于以国际视野来看待问题，考虑国内政局和政策的国际影响。他之所以提出人事安排上“只进不出”的原则，原因即在于：“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1页。）可以说，邓小平的国内讲话与外事谈话相辅相成，共同对国内政治发生作用。
最后，“宣言书”的起草和发表。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历史文献的形成、发表和意义，一直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这里不再赘述。值得研究的是，如何看待邓小平这一系列行动间的相互关系。大致来说，“宣言书”的起草是邓小平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情，是他这一阶段整体思路的集大成，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宣言书”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历史转折中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毫无疑问。但如同解放战争仅仅拥有“三大战役”是不够的，之前还需要一系列的中小战役的胜利打基础一样，邓小平此前一系列的国内讲话和外事谈话，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宣言书”发表前，这些谈话和讲话，将一系列鲜明观点、明确信号和清晰思路表达出来，通过各种渠道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进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为“宣言书”的发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主要发挥引导作用
邓小平在历史转折过程中主要发挥的是引导作用。众所周知，历史转折得以实现，最初是由于邓小平提议中央工作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讨论中的激烈争论构成实现转折的主要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邓小平一个人，而是来自全体与会同志。甚至包括在会议上受到批评的一些同志，他们也没有强行压制会议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检讨，顺应了局势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历史转折的实现。
转折力量的爆发是针对解决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这种力量是强大的，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引导，可能会造成党的领导和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是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破”然后需要“立”。邓小平通过包括外事谈话在内的一系列行动，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向前看，保持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发挥的最主要作用，当然这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有力支持。
三、邓小平重要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
经济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以上讨论的是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即在邓小平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其重要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往往会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
在邓小平众多的外事谈话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观点。
比如，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再如，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宴请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又如，1980年8月，邓小平两次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比如，1987年4月，他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阐述了影响深远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等等。
从这些鲜活的事例中，我们不禁要为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思想感到叹服。那么，为什么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观点是在同外宾谈话中提出的呢？简单分析，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从现实层面看，要考虑国内的接受程度。譬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观点，当时在国内提出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所以邓小平在国内讲话中并没有提及，包括这次外事谈话，在很长一个时期也没有在国内公布。
其次，可以向世界明确传递积极信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多重要观点，是邓小平在为外宾介绍国内情况、阐述未来方向的时候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明确传递积极信号，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一点在上述两次外事谈话中体现得很明显，谈的是国内问题，意图是让外界更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
再次，外事谈话中的坦率深入，妙语迭出，体现出邓小平鲜明的外交风格。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不回避敏感问题，真诚坦率，既立场坚定又幽默风趣，思想深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风格。曾经采访过邓小平的法拉奇后来曾说过：“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 （《伟人的睿智和风范至今难忘--英文翻译施燕华回忆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
（二）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影响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在关注邓小平外事谈话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从一次外事谈话到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影响，需要经过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以同佐佐木的谈话为例，邓小平进行谈话之后，首先经过了国外媒体的归纳、报道，总结为19条；随后又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的获悉、认同、请示、讨论和传达等诸多程序；最后由会议秘书组以会议文件形式下发，最终发挥出其影响力。如果不去探寻其中的过程，仅看到有关材料记载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只言片语便下结论，往往会造成研究的失误。
总之，邓小平1978年11月底与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党史研究上一直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实际上在历史转折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而发，在邓小平研究中，应当充分关注一些重要的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
〔作者周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