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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有勇气” ——邓小平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来源: 时间:2018-08-29

  [摘要]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率先明确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多次向外界阐发、解释这次会议的主题,支持并推动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从而为这次全会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多次强调推进改革要有勇气,要有风险意识,要讲究策略方法等等,推动了全会《决定》的贯彻落实和城市改革的进程。


  [关键词 ]邓小平;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图分类号 ] A849 [文献标识码 ] A


  1984年 10月 20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成为 20世纪 80年代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主题的确定、文件起草以及推动贯彻会议《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邓小平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主题的确定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看,凡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会议,都有一个明确的会议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主题是全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从而开启了中国此后30多年的改革发展道路;党的十二大因其会议主题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成为中国道路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主题的确定,是与邓小平分不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央于 1982—1984年间连续发布了三个一号文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开展。反观此时的城市改革,企业自主权虽有所扩大,但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把改革重点转向城市自然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1984年,邓小平通过多次讲话,表明了支持推进城市改革的态度。6月 30日,邓小平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5页。),明确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10月 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时指出:“不久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我相信在将来的历史上会表明它的重要性。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这就可以保证我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97页。)这段话不仅点明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主题,而且还解释了为什么选择城市改革作为会议主题。在邓小平看来,进行城市改革既能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也利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


  10月 6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的全体代表时再次谈到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他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当然,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农村改革经过三年就见成效。城市改革大体上也要三年至五年才能够看到显著的变化。农村改革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城市改革能够搞好”。“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78页。)此时,邓小平进一步把会议主题聚焦为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提出要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因此,他提出了改革要有章法,即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试验的方法,这也是从农村改革得到的重要经验。10月 10日,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时,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将从农村转到城市时指出:“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81—82页。)这次讲话,不仅向世界透露了中国要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而且再次明确了全会的重点是城市改革。


  10月 22日上午,邓小平出席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针对外界关于他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评述,他谦逊地说:“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83页。)显然,这里邓小平说的“主意出了一点”,主要是指确立会议主题这件事。


  上述可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在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城市改革刚刚起步的情况下确立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邓小平不仅率先明确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还多次向外界阐发、解释和宣传这次会议主题,从而为全会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二、邓小平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始于1984年 4月,由中央书记处主持。邓小平支持并推动了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4年 9月 9日,邓小平审看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一封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来信。该信与起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密切相关。信中主要论述了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三个问题。在论及计划体制时,信里表达了四层意思:(1)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2)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3)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我国幅员辽阔,现代化手段不发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4)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1]收到信以后,邓小平 9月 11日批示:“我赞成”。李先念也表示,信中提到的三个问题确实是[1]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3—28页。 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了,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9月 13日,陈云回信,也表示赞成。陈云在信中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因此,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685页。)显然,邓小平等人早就主张这一提法,并认可起草组的起草工作。


  1984年 10月 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1003页。)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文件起草工作比较满意。随后,邓小平对《决定》送审的第八稿批示“同意”。


  关于全会文件的起草,尽管邓小平说自己“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文件的基本思想他是认可的,基调是他定下来的,在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别人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三、邓小平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评价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多次高度评价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定》。1984年 10月 20日上午,会议通过《决定》后,邓小平即席发言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06页。) 。这一个评价不仅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同时也指出其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之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10月 22日上午,邓小平出席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时再次高度评价了《决定》,认为《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说:“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确实很好”。(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83页。)邓小平之所以认为这个文件好,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他还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而且“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91页。)《决定》说的“新话”集中体现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商品经济,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等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改革语言。邓小平强调这些新的思想观点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特别是从前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得来的。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提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并给予高度评价。1985年 3月 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1985年 5月 19日,邓小平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22页。)这三个决定其中就包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之所以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全会通过的《决定》给予高度评价,除了《决定》确实在改革思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说了“新话”外,更因为《决定》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此外,《决定》的内容也契合了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引起了他的共鸣。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对经济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至少有三次讲话提到要发挥市场作用。1979年 12月,邓小平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0年 1月,邓小平提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2年 7月,邓小平再次提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实际上,邓小平想要解决的不是经济措施和经济术语的细节,而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大方向和大思路。(参见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70页。)有学者认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通过这样的《决定》,是“邓小平等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积极推动理论观念的更新”(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 308页。)的结果。


  四、邓小平对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及推动城市改革的思考


  在邓小平看来,城市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困难,由于经验不足也可能会遇到各种风险。加之国内对于市场作用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对于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各自的定位还有不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推进改


  革要有风险意识,要讲究策略方法。


  任何改革都具有一定的风险。邓小平认为,推动城市改革,我们经验不足,如果出现闪失,造成的影响巨大,因此,必须要做到未雨绸缪,要具备风险意识。针对 1984年年底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1985年 4月 15日,邓小平指出:“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经验不足。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当然小错误、中错误总是难免的。”(《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17—118页。)6月29日,邓小平又指出:“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30页。)邓小平的这种前瞻性思考对于中央推动城市改革保持清醒头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邓小平从总结改革历史经验的高度出发,认为推动城市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984年 10月 26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时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95页。) 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改革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18页。)。


  1985年 6月 29日,他再次强调:“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30页。)“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体现出了邓小平对推进改革的辩证思考,力争做到既能推进改革,又能避免犯更多错误。


  对于城市改革,邓小平多次谈及判断改革是否成功要“风物长宜放眼量”。邓小平曾指出:“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相信会成功的。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18页。)1985年 7月,邓小平又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现在需要回顾一下。“经济体制改革成不成功,成功大小,要看三年到五年。见效了才能说服人,证明第二个三中全会决议是正确的。”邓小平还强调要以战略眼光来评判改革及其得失,他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31页。)8月 28日,邓小平再次谈到了城市改革成效评判问题,他说:“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要证实我们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38页。)上述讲话体现了邓小平对经济改革的战略性思考,充分肯定了推进城市改革的意义。


  在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采取了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42页。)对于国内对城市改革的不同意见,邓小平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他说,“现在我们搞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同农村改革一样,起初有些人怀疑,或者叫担心,他们要看一看。对这种怀疑态度,我们也允许存在,因为这是正常的”,“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56页。)邓小平的这种务实精神和包容态度,恰恰是推进中国改革所需要的。


  总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启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其中所起的总体设计、定调和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不仅明确了全会的主题并多次阐发和宣传,而且全力支持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对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给予高度评价,推动了《决定》的进一步贯彻,并对推进城市改革进行了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深入思考。学习和领会邓小平这种改革的远见、改革的思路以及改革的勇气,对今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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