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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四次宁夏行

来源: 时间:2019-01-08

  第一次:1927年2月 

  1926年,正是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处于走向破裂的前夕,战局动荡。冯玉祥采纳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建议,将部队向西安集结。冯玉祥部离开前,在银川成立了宁夏后方留守处。这个留守处,实际上是我党的后方党委和党的接待处,地址设在银川市鼓楼南街(今天的步行街)。 

  1926年末,正在莫斯科学习的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受党的指派,回国到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中开展工作。 1927年初,邓小平和王涤亚 (王成荣 )、朱逸尘 (朱世恒 )由莫斯科出发,经蒙古库伦(今蒙古首都兰马托),骑骆驼穿越大沙漠,一路风尘仆仆,向宁夏走来。因沙漠道路难行,加上疾病折磨,故于 1927年初春方抵宁夏。 

  2月下旬,邓小平等三人到达银川,住进鼓楼南街的宁夏后方留守处。留守处处长王一飞向邓小平介绍了宁夏的风土人情、银川的建筑特色、回族风情,以及这里的历史文化。邓小平十分关心宁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在银川期间,他全面了解宁夏的社会现状,向宁夏中共地下党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关心指导宁夏中共地下党的建设,并和中共宁夏地下党的同志深入中山南北街、柳树巷、南关双城门、旧满城、新城等地,了解回族、满族聚居区群众的实际生活。

  经王一飞介绍,邓小平与在《中山日报》工作的刘贯一,及因病留在银川的西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彭桂林、孔广耀相识。从国外回来的三位同志以邓小平为首,国内三位同志以刘贯一为首,临时组成一个小组,六人结伴同行,骑马经吴忠、灵武、同心、固原等地,前往西安。

  一路上,邓小平同志潇洒自若,谈笑风生,向刘贯一等介绍了苏联的风土人情、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以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等情况。邓小平同志还和其他几位同志调查了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并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固原,邓小平同志一行住在马福祥家旧宅。在平凉,休整了 3天。此行行程 1000余公里,历时 1个多月。到达西安后,邓小平同志在号称“第二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

  这次宁夏之行,给邓小平同志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事过 半个世纪后,他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这件事。 1982年 9月 15日是冯玉祥将军诞辰 100周年纪念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时回忆道:“当时,焕章 (即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 20多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来到西北军做政治部部长的。当时我们有 3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 23岁。”就这样, 23岁的邓小平同志,完成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一次塞上之行。

  第二次:1935年10月 

  1935年 10月,在红一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同志,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六盘山区,第二次来到宁夏。为坚决贯彻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身为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同志,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利用一切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使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迅速转化为广大指战员的自觉行动。红军每到一处,邓小平与战士们就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开展革命活动,播撒革命的火种。

  第三次:1936年6月 

  1936年 6月,邓小平同志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随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宁夏。

  这一年,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西征作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进军。其战略目的是:打退蒋介石部队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扩大和加强红军力量,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打击马鸿逵部队,开拓宁夏革命局面,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军于 6月中旬进抵宁夏固原清水河畔,分驻七营、马莲窝子、吊嘴子、八营、双井子等地休整。红一军团军团部设在七营镇,邓小平副主任带着文书科的干部战士,住在离七营不远的吊堡子村一个四合院里。七营距马鸿宾的老巢固原城 60余公里,是宁夏南北通道的一个战略要点。红军驻扎在这里,就隔断了马鸿宾与宁夏马鸿逵的联系。清水河西岸,和红军对峙的是国民党军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两军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双方的哨兵面对面站哨。这时候,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红军政治工作部门最突出的任务。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明确指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重要。 ”“一个口号抵十颗子弹。”所以,一军团政治部无论是做群众工作、回民工作,还是做白军工作,都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尤其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更是作为政治部的重点工作去做。

  军团部一进驻七营镇,政治部主任朱瑞和邓小平同志即指示军团战士剧社到处张贴和刷写“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让东北军举目就可以看到。夜深人静时,又让剧社的小演员们操着甜甜的童音,隔河给东北军送去《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歌声,并且喊话:“东北军兄弟们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掉转枪口,打倒卖国贼蒋介石 !”与此同时,政治部还印发大批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传单,不断地传递到东北军队伍中去。这样,两军渐渐地互相熟悉起来了,来往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亲密。朱、邓还几次带领部队涉过清水河,和东北军一起举行联欢。战士剧社的小演员们上台给东北军演出《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在台上高呼“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感动得东北军的官兵们在台下流泪,有的甚至放声痛哭。有效地实现了我军与东北军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朱瑞和邓小平同志还多次与东北军进行谈判,并签定了停止冲突,互不侵犯的协约。有一次,胡宗南部队进攻红军,要东北军配合。东北军派人将胡部兵力、火力和战斗部署都告诉了红军。战斗打响后,东北军表面上是配合作战,实际上是朝天放枪,往山沟里开炮。在关键时刻,他们还掉转炮口,向胡宗南的部队开火,帮助红军很快打垮了敌人进攻。战斗结束后,红军和东北军见面,互相称赞对方“打得好”。使得名义上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好朋友。有些东北军官还在红军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投奔到红军部队中来,如建国后在北京卫戍区任过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就是在红军西征时从国民党军中起义过来的。在政治部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红军广大指战员广泛深入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实际行动,做了大量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发挥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分化,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

  为了保护西征作战的顺利进行,西征红军在对东北军进行争取工作的同时,还针对宁夏是回民地区的特点,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红军在此期间制定了许多民族政策,散发了对回族工作的指示、宣言、布告、标语、口号、决定、训令、守则、纪律和注意事项,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回民工作中的指示》和以毛泽东主席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两个重要文件,使邓小平等同志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方向。面对宁夏的军阀统治者在政治上推行专制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大量盘剥勒索人民,在思想上极力挑拨回汉关系,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灭回灭教”的现实,邓小平同志与政治部的其他同志深入实际,制定对策,在所属部队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和民族政策教育。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回汉民族的联合与团结,发动回族群众反对国民党军阀政治压迫和苛捐杂税,大力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回民解放道路的主张,从思想上提高了回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全面正确认识,并用红军的一系列实际行动感化回族群众。七营镇是回民聚居区。政治部向部队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驻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不准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土豪。还将在汉民区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分给贫苦回民。帮助回民组织自治政府,并在部队中开展尊重回民、帮助回民的“满缸水”等活动,回民称红军是“仁义之师”、“回民的军队”。回族群众真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党,清水河畔变成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根据地。

  在广泛宣传群众的同时,邓小平同志还以当时军队政治工作者特有的人格魅力和身先士卒的风范,在军民联谊和加强红军内部团结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8月 1日,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集中在固原七营镇开会。晚上,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 9周年举办了军民联欢晚会。那天晚上,河滩上搭起了一个小台子,点燃的汽灯照得山镇的夜空格外明亮。部队首长与前来开会的干部、直属各分队的指战员,还有镇上的父老乡亲,有秩序地席地而坐,观看军团文艺宣传队的精彩表演。其间,直属队突然响起洪亮的号子“欢迎邓副主任唱一支法国歌曲,大家说要不要 ?”“要,要 !”“好不好?”“好,好 !”一呼百应,台下响起春雷般的回声。部队指战员,特别是新战士渴望听到邓小平同志唱法国歌,却又担心在专业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场合邓小平同志不会上台。但是,邓小平同志却乐哈哈地大步登上台。他还是那满口的四川口音:“来一个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一支法语的《马赛曲》,歌词的意思是……”他润润嗓门,用法语给大家唱起了激昂的《马赛曲》。

  当时环境很艰苦,为了便于行军转移,驻在七营镇的红军部队,身边都只带着三五天的粮食。政治部的干部战士也经常要到 30里外的山里,把粮食背出来,供生活所需。

  一天,政治部的干部战士接到命令,全体出发,到后方背粮。出发时,邓小平同志也匆匆赶来了。大家一见邓小平同志也要去山里背粮,纷纷嚷了起来:“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 !”可是,一贯以身作则的邓小平同志,坚持要去背粮,他风趣地回答道:“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得干。”说着挤进了背粮队伍。

  端午节到了,由于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加上驻地群众靠天吃饭,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红军指战员的生活就更苦了,伙房供应的总是高粱馍、腌萝卜。文书科有的战士嘴里无话,心里却巴望加个餐,变个味哩 !邓小平同志猜透了大伙的心思,这天下午,他挤出时间,带着猎枪,到附近山里打回来几只野鸽子,交给了伙房。开晚饭的时候,炊事员把炖好的野鸽子汤,分给文书科领饭菜的同志。可是战士们直摆手,纷纷抓过馍馍、腌萝卜,飞快转身而去,躲进文书科的小房里。过了一会儿,邓小平同志的通讯员端来两大碗野鸽子汤,要大家喝,但还是无人接,大家想到邓副主任日夜操劳;平日和干部战士一个样,过着馍馍加腌萝卜的苦日子,如今有了一点难得的野鸽子汤,该让他稍稍滋补一下身子,怎么还能去分享呢 ?正在这时,邓小平同志出现在文书科的房门口,他关切地望着相互推让的干部战士,亲切而风趣地说:“今日过节打个牙祭,讲啥子客气嘛!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邓小平同志这种开朗的性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周围同志以及大的鼓舞。 

  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 10月 22日,邓小平同志和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以及随红二方面军行动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切会面。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至此,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胜利结束。 23日,邓小平同志和左权、聂荣臻同志在将台堡致电毛泽东同志,报告了会师情况。 

  10月 24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将台堡召开了红二方面军营以上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党中央关于回民工作的政策。听了邓小平同志生动的传达讲解,指战员们很受鼓舞,都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政策,一切听从中央的指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隐蔽地转移到打拉池、海原一带稍事休整。但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急忙调兵追击红军,想趁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消灭,红军则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诱敌深入,逐次撤离宁夏的海原、同心及豫旺,向山城堡一带转移。邓小平同志也随军离开了宁夏地界,又去部署新的战斗了。

  第四次:1964年3月 

  1964年 3月 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来宁夏视察工作。 

  3月 9日早 8时许,邓小平、彭真等走下专列,分乘 4辆轿车,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第二书记李景林等陪同下,参观了银川市容,看了玉皇阁、承天寺塔、海宝塔等名胜古迹。在海宝塔寺,邓小平和彭真等围绕塔座,仔细观看了海宝塔造型,并以海宝塔为背景合影留念。随后,他们来到宁夏宾馆南会议室,听取了自治区工作汇报。邓小平对宁夏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指出,宁夏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海固地区,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回汉族人民团结起来,把宁夏建设好。

  邓小平、彭真等还挤出时间,到杨静仁办公室查看了宁夏贺兰山防空图。他们与杨静仁、李景林,宁夏军区政委江波一起,共同分析了贺兰山天然屏障和现有防空设施的特点及在防空与未来战事中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防空设施的配套与维护,保证一有情况就能派上用场。

  下午 5时,邓小平与彭真一行登上列车,离开银川。邓 小平此次来宁夏,是他在近 80年革命生涯中第四次来宁夏,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宁夏。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也一直深切关注着宁夏的规划与发展。 1983年 3月 2日,他老人家在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在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还特别强调“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邓小平同志对欠发达地区的关注,使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倍受鼓舞。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尽快改变地区落后面貌,已成了全区人民的共识,并一直为此不懈奋斗。

  (本文由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胡伟东、研究一处调研员高天娥、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吴建彬、研究二处副处长侯晶晶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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