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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历史演进与现实使命

来源: 时间:2017-09-21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路径在于统筹重点和整体的关系,进行党内监督,通过科学有效的党内监督,形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为此,了解和把握党内监督的相关历史及其经验启示,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党内监督规律,做好党内监督工作,以党内监督的实际成效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有效实施。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科学内涵
  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党进行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保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党内监督的内涵
  党内监督是伴随着政党的产生而产生的,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监督,党内监督是对自身建设的加强和完善,在党的发展壮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内监督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的要求,对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实施的监察和督促。
  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是党内监督的主体,党的各级组织的活动和全体党员的个人行为是党内监督的对象。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既是监督主体,又是监督客体,他们都担当两个角色,能行使监督权,同时也有被监督的义务。党内监督主要有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各级党委会内部的监督,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的监督,党员之间的相互监督等等。
  党内监督的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一条中明确指出的:“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内监督的实质,就是执政党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新时期下,加强党内监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党内监督的核心问题,是指对权力的有效制约。通过揭露、评价、制约、惩戒等特有形式,对党内的各种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保证权力能以正确的方式、规范使用。
  (二)党内监督的基本特征
  一是党内监督的内部性。党内监督是相对于党外监督而言的,是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的一种监督。作为监督主客体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分布在国家机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党内监督的范围是很广泛的。监督者只能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进行监督,对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则是无法行使监督权力的,所以,党内监督是具有内部性的。
  二是党内监督的强制性。依据党规、党纪进行的一种强力约束,就是党内监督,所以它必然带有强制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不享有特权,都没有超越党章、党规党纪的权力,都必须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任何党组织和党员只要违反了党章、党规、党纪,都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和惩处。纪律处分,作为处罚党员的一种手段,就是党内监督强制性的最典型表现。
  三是党内监督主客体的统一性。在党内,党内监督的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既是监督的主体,又是被监督的对象。也就是说,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既要作为监督主体去监督别人,同时又要承担被监督的义务。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之间行使监督权力与接收监督都是相互的。
  (三)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功能
  1. 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
  一是平等性原则。党内监督的平等性原则是指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首先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党员与党员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不论职位、级别高低,在行使监督权、履行被监督的义务时,监督地位一律平等;其次在行使监督权力时,权利是平等的。在党内,上级机关可以监督下级机关,下级机关也可以监督上级机关,党组织可以监督党员,党员也可以监督党组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营造党内民主监督环境,畅通党内民主监督渠道。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增强监督意识,既履行监督责任,又接受各方面监督。再次,监督标准是平等的。党组织和党员在行使监督权时,依据《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和专门的决定、决议作为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是严格的、统一的,对任何党组织和党员,既不能降低标准、又不能下不为例。
  二是公开性原则。党内监督公开性原则首先是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规章、决定、决议等要向社会和群众公开,做到家喻户晓;其次,除党和国家的机密之外,党的一切活动、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工作情况必须最大限度公开。这是广大党员群众了解情况、履行监督义务的前提。再次,对监督过程和对违纪党员的处理结果要公开。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违纪情况要予以揭发和批露,对违纪党员的处理结果必须公开。这样不仅能鼓励党员行使监督权的积极性,对不法分子更能起到震慑作用。
  三是群众性原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总则第三十九条规定:“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导向,加强舆论监督,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发挥警示作用。”我们党的权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都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我党的性质决定的。
  四是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是党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党内监督中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求监督者出于公心,如实反应情况,揭发问题,要事出有据,对被监督的党组织和党员的违法违纪问题,不夸大,不歪曲,不有意诬陷;要求被监督者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检举和控告,协助组织弄清事实真相,不回避、不掩饰、不隐瞒,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求党组织在处理监督中提出的问题时,要从事实出发,要有证据地认定问题和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对问题,不夸大、不缩小,对犯错误的同志既不包庇袒护,又不能拔高陷害,严禁冤假错案的发生。
  2. 党内监督的主要功能
  一是预防功能。主要体现在事前监督阶段。党内监督的预防功能主要是提前发现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并及时采取措施,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二是纠偏功能。主要体现在事中监督阶段。这是党内监督的基本功能。预防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是把双刃剑,运行得好,能给人民群众带来福祉,运行如发生偏离,就会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对于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和失误,只有通过纠偏来及时制止,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三是惩戒功能。主要体现在事后监督阶段。惩戒功能就是指利用党纪党法对违反规定、滥用职权等造成消极腐败现象的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的惩罚和制裁。这是党内监督最重要的功能。惩戒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能迅速有力地遏制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并且,惩戒还能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四)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和重点内容
  1. 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六条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的职位越高、层次越高,他们自身的形象,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大。其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相对于党的一般组织和一般党员而言,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非常特殊,他们手中往往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如果他们当中产生了腐败,后果将会更加严重。特别是党政领导机关的“一把手”,他们是一个单位、部门的直接掌权者,如果他们经不起考验,腐化变质,这个单位或部门就会歪风邪气蔓延。他们的行为,不仅会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还会造成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
  2. 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党内监督的八项主要内容:一是遵守党章党规,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情况;二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禁止情况;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贯彻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原则情况;四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五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情况;六是坚持党的干部标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情况;七是廉洁自律、秉公用权情况;八是完成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任务情况。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完全、彻底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党内监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强化党内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我们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长期执政,管党治党丝毫不能松懈,党内监督也丝毫不能放松。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从近年来巡视、执纪审查和日常监督发现的问题看,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好人主义盛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以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旗帜鲜明地加强党内监督,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二)强化党内监督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
  政治生态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关系全体党员的健康成长,关乎政党的兴衰成败。“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是政党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生成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始终在良好的政治生态中不断纠偏改错,这种纠错机制的重要立足点就是始终强化党内监督。党内监督的力度决定着政治生态的清明度,政治生态的优劣同样影响着党内监督的有效发挥。加强和改善党内监督,就是从根本上筑牢政治生态的根基。党内监督的全面性、深入性、有效性,对政治生态的良好状态的持续性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加强党内监督,建立起党内党外、上下左右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监督机制,将会从党风的优化到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改进和文明,从党员干部的自重自警自省自励到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提高,从党内的自律到党外的自觉等方面提升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现代化水平和国家与社会的文明程度,优化政治生态就变成有效监督下的常态。
  (三)强化党内监督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成果,是同时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两个重要党内法规的修订发布,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以《党章》和《条例》为准绳的党内监督,为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基准和规范。只有做到实事求是为党尽责的监督,才能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健康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而党内监督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可或缺的净化器。以思想监督为根本,以纪律监督为核心,以组织监督为保障,把整个党内监督贯穿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举措,也是党内监督得以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因此,党内监督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密不可分,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没有党内监督的党内政治生活只能是一团和气或一盘散沙情况下的软弱涣散;没有党内政治生活作载体的党内监督也容易流于形式并空谈误党。
  (四)强化党内监督是保证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手段
  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具有执政权、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一定的程序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这是人民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然而,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有导致腐败的巨大风险。强化党内监督是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重要手段,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要求。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和巩固,是全体党员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正确行使权力的结果。要继续保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实践中,就要坚持不懈强化党内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固然重要,且有长期性和根本性,但监督制度的笼子是否扎得足够牢固、制度笼子是否年久失修、制度笼子是否有人为解锁等等不一而足的问题,都要监督,特别需要党内监督去保证。
  (五)强化党内监督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战略举措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也关键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内监督的任务是确保党内法规在全党有效执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说到底,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我们党长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有众多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期坚持的党内监督。战争年代生死考验环境下的监督,和平时期种种诱惑条件下的监督,都是对党性在权力异化、文化侵蚀、人性扭曲等方面的监督与纠偏。党内监督就是在党的建设科学发展方针指导下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它对党内错误行为是制约,对正确行为是激励;对正当权利是保障,对不当权力是纠正;对党内权力运行是制衡,对党员权利行使是促进;对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统一是维护。严格的党内监督是党组织科学健康运行的根本保证,是更加有力地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既能促进党员干部自觉以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言行,也能增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特别是列宁的建党思想,确立自己的建党原则,开始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艰辛探索,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断推动党内监督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进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监督的初创与规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纪律和监督工作。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第十条、第十二条分别对党内监督作了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组织建构、党的活动规范以及党内监督,做了具体明确又富有特色的规定,并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突出强调监督赖以实施的纪律规定。当时构建的党内监督体制,在保证党员的集中统一、保障党内权力自上而下顺畅运行、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等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服务功能。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和1925年9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均通过了以二大党章为“蓝本”修正章程,都强调了党内自上而下的监督,内容基本上是党的二大的相关规定。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初创阶段,对纪律重要性的强调重于对纪律的监督执行,尚未设置基层党组织专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督机构,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纪律检查和处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党部执行。
  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组织发展的需要,1927年5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党内维护和执行纪律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增设“党的监察委员会”一章。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的专门性党内监督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在强化纪律建设基础上的制度建设开始起步。而且,开创性地把纪律检查机构作为党内监督主体确立下来。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内监督的目标,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并尝试建立新的党内监督体制,专门规定:“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或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和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充分表明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实行一种与中央委员会基本平行、相互制约的监督体制,监察委员会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时规定:“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这表明监察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主体之一,有纪律监督之责。《决议案》还对党组织的处理明确了“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三种处分方式;对党员个人的处理,在“开除党籍”的基础上增加了“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四种处分方式。这两类八种处分方式对党的纪律监督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党的五大后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监委体制未能得到有效运转,监委的监督工作未能得到展开,其党内监督效果也未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党的五大标志着我们党党内监督制度及其机构的初步建立。特别是党的纪律监督,在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我党及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由弱变强、克敌制胜的法宝。
  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没能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较以往有所弱化。一是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撤销了1927年党章修正案规定设立的监察委员会,成立审查委员会,其职责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与监察委员会相比,审查委员会权限大大缩小,而且对于如何监督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二是对党员的纪律监督问题没有作出由专门机构审议处理的规定,只是规定:“关于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由于监察委员会被分为审查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党内监督权的分散导致党内监督作用发挥有所弱化。为此,党中央于1933年9月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为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省县级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召开,会议取消了1928年党章修正案规定设立的审查委员会,重新恢复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关于“监察机关”的规定,明确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并具体规定了各级监察委员会产生的办法、任务和职权。从实质上讲,党的七大汲取了五大党章关于“监察机关”规定的合理性,力求实现党内监督权的重新统一,为党内监督健康有序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由于随后进行的解放战争,建立监察委员会的设想未能付诸实践,但是为其后我党党内监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党的七大全面总结了党的六大以来17年间建党的经验,包括对延安期间局部执政的管党治党经验的准确把握。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不仅体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也标志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党内监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进入了一个良好发展阶段。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成为我们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健全组织监督的重要原则和核心方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专门监督机构尚处于幼年成长阶段,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存续了一年有余,基本监督工作未能有效展开。党的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审查委员会虽历经17年,但其实际职责从1933年1月到1937年7月由中央党务委员会执行。由于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革命战争等原因,先后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均未实际发挥作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虽设立党的专门监督机构,但并未实际成立。各级党组织无比珍视党员的纯洁,严格执行铁一般的纪律,以执纪监督机制实现择优汰劣、自我净化。毛泽东十分重视纪律建设,亲自制定了脍炙人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复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组织纪律。在血火纷飞、生死存亡的革命年代,党内监督之所以卓有成效,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这一时期,正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自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提供了可靠保障。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监督的探索与挫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使命摆在了全党的面前,党内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之凸显。邓小平同志在建国初期就提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同年11月,党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央纪委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地方各级纪委由各该级党委提出名单,经上两级党委批准后,在各该级党委指导之下进行工作。上级纪委有权改变或取消下级纪委的决定。《决定》规定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是:“检查中央直属各部门及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受理、审查并决定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违犯纪律的处分,或取消其处分;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严格地遵守党纪、实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由朱德任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首先被批准成立,全国大多数县级及以上党委逐步开始相继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对于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党员队伍中的违纪行为也不断发生,党内监督的挑战以新的特点开始显现。为解决特定时期党内出现的相关问题,1955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检察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董必武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此后,中央和各级地方监察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党内监督体制的完善和推进成为会议的亮点。邓小平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会议将党内监督的一些成功做法制度化,构建了特征鲜明的党内监督体制: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中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组织与党员等关系的制度;完善了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党内民主制度;正确认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汲取苏联共产党的反面教训。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了新的党内监督体制:确立了党代会常任制和任期制;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体制中党员的监督权利;在党的总纲中突出强调党内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和人民群众对党的批评;决定中央和各地县级以上党委都要建立各级党委领导下的监察委员会,并确立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领导体制由垂直领导体制改为分级管理体制,上下级监委仅为业务指导关系。虽然由于历史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局限,党的八大对党内监督建设并未完全突破传统体制的弊端,但是,党的八大构建的党内监督模式,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经验基础上得出的,是较为符合我国实际、较为成功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我们党的党内监督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1957年以后,随着党内“左”的错误思潮的出现,党内民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党内监督因之弱化。尽管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对党内监督思想和体制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如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扩大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监察权限等,但是,随着党的“左”的错误思潮的逐步发展,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监督制度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党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都出现了无序的状态。1969年1月,经康生等人策划,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关于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党的九大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取消了关于党的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的条款。这一时期,以“检查”“执纪”为主要内容的党内监督,因政治运动的影响缺乏稳定性和经常性,“检查”“执纪”等监督手段单一,监督方式方法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高。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决定恢复业已中断十一年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开始向正常轨道迈进。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恢复与发展
  197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伟大转折,也开辟了党的建设新时代,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建设随之进入恢复与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委,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1980年出台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作了规范。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主要矛盾分析、历史任务等方面,恢复了党的八大的提法并有所创新,为党内监督体制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恢复了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几乎废止的党员权利,也恢复了“党的纪律”专章;单列“党的干部”专章,在强调自律的同时,加强了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组织监督。这一系列的恢复和重建,推动了党内监督的变革与完善。1987年7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发《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这是党在新时期颁布最早的党内监督法规,为不断完善党内监督的体制机制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党内监督工作进入规范化阶段。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内监督做了进一步完善:将党内选举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并增添了无需预选的规定;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对党的组织从中央层面到基层的部分组织定位和功能作了新的规定。这一时期面对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我们党即坚持建党以来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的好思想、好制度、好方法,又坚持与时俱进,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经验,给党内监督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实践活力,使之更加适应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加强监督。要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中央还特别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所有干部都要接受监督,领导层次越高和领导职位越高的越要自觉接受监督,绝不允许有特殊党员。为此,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建立监督法规建议的计划。并决定:“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需要向各级、各部门派出巡视工作小组,授以必要的权力,对有关问题进行监督检查,直接向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报告情况”,这是新时期以巡视工作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决定。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内监督新模式探索的开始,开启了由集中性党内监督向民主性党内监督迈进的新征程,在党内监督大的制度框架未变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推进了以干部监督为重心、以权力监督为重点的党内监督工作。党的十五大以迎接新世纪的姿态,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正式载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首次由依法治国引申提出了依法治党,探索建立以加强权力制约为重点的党内监督。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建立了以党内民主制度为核心,以领导干部监督制度为重点,以党内巡视制度为保障,以法律法规为支撑的党内监督制度框架体系。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条例》)颁布。该《试行条例》是在总结我们党八十多年来党内监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制的党内第一部专门性、系统性监督法规,是党内监督新模式探索的最新成果,是汇集全党智慧和长期治党经验的结晶,标志着我们党的党内监督工作进入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该条例共47条,监督制度占28条,囊括了十项监督制度: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信访处理制度、巡视制度、谈话和诫勉制度、舆论监督制度、询问和质询制度、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制度。党的十七大在继续实施《试行条例》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党内监督的经验教训,强化巡视制度建设,对2003年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共同组建的巡视组进行改制,于2009年正式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并于当年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机构设置、工作程序、人员管理、纪律与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中央巡视组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证明巡视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强化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为新的监督条例规定有关巡视工作的要求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这一时期,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深化对党内监督规律性认识,标本兼治、惩防并举,为党内监督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作出了有益探索,以党章为中心、系列条例法规为依托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初步建立,在加强以权力制约为重点的党内监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现实来看,不断出现的腐败问题,暴露了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建立的还不够完善,一些体制机制仍存在漏洞,亟待改革解决。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的创新与强化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翻开了党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篇章,也确立了党内监督的新坐标。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基本原理,又紧密结合新时期党建工作实际,深入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和动员令,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开启了党内监督的新时代。特别是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作出管党治党新部署,开展管党治党新实践,取得一系列丰硕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为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抓手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一系列整顿作风的教育活动,把全党置于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提升了党的作风和形象,为新时期党内监督提供了成功的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是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制度创新,显示出党中央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信心,释放出强烈政治信号——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将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各级纪委作为实施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也开始更加全面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能。在反复实践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中央对2009年7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修订,2015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新的《巡视工作条例》更加细化和深化了巡视工作的职能,充分彰显了巡视工作在党内监督中的“利剑”作用。201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并全文发布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新修改的《条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的新要求,全面总结吸纳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为推进巡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制度遵循,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围绕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制定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新要求新规定,为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保障。这两个党内法规的制定出台,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总结,是着眼解决新形势下党内突出问题而进行的重要顶层设计,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在党管党治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条例》在继承2003年《条例(试行)》基础上,更多地结合新形势下党内监督的战略任务,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党内监督存在的问题,制定了科学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解决了长期以来党内监督的薄弱环节,使党内监督条例真正成为从严治党的利器。
  四、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经验启示
  近一个世纪以来,历经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把党内监督作为重要抓手有效运用在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当中,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
  (一)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为党内监督厚植历久弥坚的思想柱石和共同目标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革命理想高于天”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正是这个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精神旗帜的崇高目标,为党内监督建设矗立起了最坚强有力地柱石。无论是监督者,还是被监督者,只有以此为信仰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会以“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自信远离纪律规矩的红线,以“壁仞千尺,无欲则刚”的自觉守住做人为官的底线,并在具体的纪律规矩规范下,正确运用纪律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巡视等锐利武器实施和强化党内监督。理想信念是党内监督得以实施的根本所在,也是党内监督的“共同语言”。党的历史表明,党内监督伴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在党的建设中越来越凸显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始终牢记和运用这个共同语言密不可分。只有始终在这个共同语言的语境下进行党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不会偏离党的性质宗旨、不会偏离人民群众的心声、不会偏离历史前进的方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也就不怕监督;如果忘记和放弃了这个共同语言,就会忘了初心,难以继续前进,党内监督就会失去灵魂。
  (二)始终加强党的领导,为党内监督铸造强大政治核心和组织堡垒
  “一切行动听指挥”, 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党内监督,同样离不开党的坚强统一领导。党内监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加强党的领导是党内监督的核心要求,党内监督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党的领导发挥的程度。党内监督从局部到整体、从个别区域到全面覆盖、从自上而下延伸到自下而上和平行监督,实现无例外、无死角,是我们党的领导不断强化的结果。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才能成功地实施党内监督,否则,党内监督就无从谈起。只有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内监督体现党的团结统一的目的。党内监督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不仅体现了党的政治纪律的根本要求,而且通过监督充分实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的效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对党组织和党员监督的全覆盖,形成全党的团结一致,才能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对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保障作用。
  (三)始终严守纪律规矩,为党内监督树立长期遵从的重要标尺和基本底线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党内监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漠,政治纪律松弛,若不及时纠正和制止,会形成“破窗效应”,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也会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肃风整纪,严厉惩腐治腐,才能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我们党从建党伊始就以严明的纪律治党治军,随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历史使命的不断延续与拓展,纪律建设愈来愈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的纪律,也一以贯之地成为党内监督的标准。从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到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对党内纪律的规定越来越细化、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科学系统,党内监督的重要标尺也就越来越精细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党内监督从建党初期的纪律规定和执行开始,到今天细化到以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为遵规守纪基本底线的遵守,始终贯穿着纪律红线。纵观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把纪律挺在前面始终是实现党内监督的内在要求,是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党内监督功能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严守纪律和规矩红线,把遵纪守规贯穿于党内监督的始终。
  (四)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为党内监督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和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运用,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强化党内监督的关键抓手。党的一大纲领指出,在组织原则方面,我们党采用苏维埃的形式,实行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党的二大纲领首次确认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党的六大修改和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此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都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作为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是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制度保证,也是党内监督始终坚持尊崇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下的党内监督。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是否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始终聚焦作风建设,为党内监督优化良好政治生态和群众基础
  党的作风建设关乎党的形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是政党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生成的基础。因此,党内监督始终聚焦作风建设,以党内监督的实际成效体现作风建设的优化与改进,以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党内监督的成果,以不断优化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内监督的良好环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又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实践反复证明,只有自觉坚持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虚心接受群众监督,才能保证党的组织坚强有力,党的干部忠诚、干净、担当,才能始终以优良的作风为党内监督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不断夯实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群众基础。
  (六)不断改革创新,为党内监督提供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和新机制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也十分注重党内监督的与时俱进,以不断的体制机制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以逐步完善的监督体系促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战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得以不断强化的内在动力和活力所在,是党内监督越来越有效力的源泉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所在。从党成立之初的个别规定到党的五大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从党的七大恢复党的五大监督机制到新中国建成后出台《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等党内监督制度,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监督的挫折到改革开放时期党内监督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擦亮巡视利剑、不断夯实监督基石、不断强化领导问责,修改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条例》,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创新,为党内监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和新机制。
  五、着力强化党内监督,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构筑多维防线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 “四种风险”,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能不能强有力地发挥作用直接关系到全面从严治党能不能取得实效。因此,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措施方法,特别要对党内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意识淡薄、监督信息不对称、监督渠道不畅通、监督重点不突出等问题,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研究解决,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应有的保障。
  (一)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强化党内监督的高度自觉与角色定位
  党内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内监督的思想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自觉。因此,全党都要把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如影随形的强力手段融入管党治党的各个环节与各个领域,形成管党治党无时无处不在监督之下的政治生态。思想认识强一分,行动自觉就会进一步。党内监督的高度自觉需要从思想自觉落实到行动自觉,就必须强化被监督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定位。《条例》把党员参与监督作为一项重要权利和义务规定下来,就是要求党员积极主动实施党内监督。在党内生活中,任何一级党组织,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涵养监督主体和监督客体双重角色自觉,习惯于在监督之下履职尽责,从思想深处绝对拥护和赞成党内监督的一切制度;要在监督下知责、负责、尽责,在监督下爱党、护党、强党,以主动接受党内监督和主动实施监督职责的思想自觉和角色定位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要求。
  (二)突出党的领导机关和“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强化以权力为核心的党内监督
  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第一次提出“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2016年初,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总书记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抓住“关键少数”,破解监督难题。2017年初,习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专题研讨班上又特别强调了“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这是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长期以来我们在强调“一把手负责制”领导体制的同时,由于监督的缺失,导致了权力运行过程中同时形成的“一把手特权制”现象而进行的自我革命。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强大优势,正常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有效载体,对“关键少数”长期不懈的思想教育和思想监督,是为“关键少数”提供强筋壮骨的必备营养剂,要常抓不懈,须臾不可淡化。要厚植警钟长鸣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通过科学的权力分解、规范的工作程序、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等使权力运行没有以权谋私的空间和机会。要针对“关键少数”的特殊性,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统一起来,“扎紧制度的笼子”,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条例》对党内监督提出了对“关键少数”的重点监督,也明确要求“全覆盖、无例外”的全面监督。党中央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监督示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一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在监督中履职,在履职中监督,以权力监督为核心,提升党内监督的科学化水平。
  (三)坚持标本兼治,确保党内监督行稳致远
  不断深化和细化的巡视制度,逐步开展的监察制度改革,业已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等,形成强大的党内监督合力,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我们要顺势而为,应势而动,把党内监督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着眼于从严治党的基本规律,特别提出了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这是遵从了党的建设循序渐进的规律提出的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四种形态”中每一种形态对应问题的严重性逐层递增,而所涉范围逐层缩减,层层把关、步步设防,是“全面”和“从严”的具体体现。正确运用“四种形态”,要做好“四个关口”的对接和把握:通过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拉起防范错误的第一道关口;通过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并通过瞪眼黑脸帮助干部守住防范违法乱纪的第二道关口;通过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筑牢防范入罪的第三道关口,以避免干部陷入违法犯罪深渊;通过法律监督严惩惩处极少数腐化堕落分子,形成强大震慑力,夯实第四道关口,决不允许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运用好、操作好“四种形态”,关键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使之真正成为常态,并做好其它关口的防范工作,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教育、制度、监督相衔接的党内监督的有效机制,真正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
  (四)以党内监督的示范效应,带动党外监督的全面落实
  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自觉的、示范性的。习近平同志强调:“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要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强化的党内监督不仅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党代表人民实施自我监督的集中实现形式和有效示范。强化党内监督,还必须拓展监督渠道、形成监督合力,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党内监督的效力。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真心实意接受人民监督,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人民监督的具体实现形式,就是党内党外无处不在的监督,包括党的监督、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监督。党内监督是“同体监督”,即党对自身监督检查并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而党外监督则是“异体监督”,是授权者对被授权者的监督,是委托-代理关系的良好互动。这种互动的基本路径就是以党内监督的示范效应带动党外监督的全面落实,以强大的监督合力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顺利实施。
  (五)弛而不息强化党内监督,确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健康有序的路上
  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促使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制度框架下实施党内监督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使命告诉我们,标本兼治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举措。党必须要在不断的监督实践中,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监督体制机制。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就要以制度的长期性、稳定性、根本性、长远性确保监督的常态化。《条例》中明确规定,要构建党内党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在这个体系框架下,要全面实施党内监督带动下的全方位监督,才能彻底铲除“监督下级怕丢选票、监督同级怕伤和气、监督上级怕穿小鞋”的庸俗哲学和不良行为。新时期加强党的监督,不仅要继承我们党关于党内监督的早期实践经验,充分汲取党的历史上党内监督的优良传统,为新时期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等党内监督思想和制度提供有益借鉴,而且要与时俱进、注重创新,使党内监督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进而更好地发挥党内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路上的利器作用。
  (本文由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田俊秀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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